双流机场的到达层永远那么吵。老赵拖着行李箱走在前面，阿静背着双肩包跟在后头，我一边看手机上的路线一边小跑着追。这是我们这个月第三次飞成都，但每次落地的心情都不一样。
这次委托人是刘女士，四十出头，在成都开了两家社区超市。电话里她声音沙哑，说丈夫张先生跟春熙路一家服装店的女店长好上了，已经三个月没怎么回家。线上沟通那晚，刘女士反复问一句话：“我是不是只能等着办离婚了？”老赵没直接回答，只说先让我们过去看看。
第二天签完委托协议，我们三个人就上了飞机。
先搞清楚她每天怎么过，再决定怎么开口
到成都的头三天，我们没去接触那个叫小颖的女孩。老赵说，干这行最忌讳的就是一上来就亮底牌。你得先弄明白她每天几点开门、几点关店、走哪条路回家、周末去哪儿、跟谁说话。这些事看着琐碎，但直接决定了后面怎么接近她。
小颖二十四岁，绵阳人，在春熙路那家服装店干了两年，从店员做到了店长。她租住在附近一个老小区的六楼，没电梯。每天早上九点开门，晚上十点关店，中午基本靠外卖解决。周末偶尔去一家叫“慢时光”的咖啡店坐一下午，大多数时候一个人。
老赵说，这种女孩有个共同点：在成都没什么亲人，朋友也大多是同事，社交圈子窄得可怜。她抓着一个已婚男人不放，未必是多爱，更多是怕松了手之后连这点温度都没了。
摸到第五天，阿静开始行动了。
买衣服是借口，聊天才是目的
阿静第一次进那家店，挑了一件毛衣，试了试，没买。第二次去，说上次那件毛衣穿着有点扎，想换一件。小颖很客气，帮她重新挑。第三次去的时候，阿静带了两杯热咖啡，一杯递给小颖，说：“今天降温，顺手给你带了一杯。”小颖愣了一下，接过去了。
就这么着，两个人慢慢熟了。阿静说自己也是外地来成都的，知道一个人在这边打拼是什么滋味。小颖话不多，但每次阿静去，她都会多聊几句。到第四次见面的时候，小颖主动说起自己“喜欢上了一个不该喜欢的人”。
阿静没问是谁，也没说教，只是听。小颖说那个男人对她很好，答应她会处理好家里的事，但一直没动静。阿静问了一句：“他说了多久了？”小颖低下头，说快一年了。阿静没再追问，只是走的时候说了一句：“有些承诺拖着拖着，就没了。”
她哭了一场，然后自己做了决定
真正让小颖动摇的，是第十天下午在“慢时光”的那次见面。阿静约她喝咖啡，小颖来了，眼睛有点肿。她说那个男人又跟她讲，孩子还小，再等等。阿静问她：“那你自己的日子呢？你今年二十四，明年二十五，后年呢？他每拖一年，你就少一年选择的机会。”小颖没说话，眼泪掉下来了。阿静又说：“你在这边一个人扛着，家里催你结婚你不敢吭声，同事背后议论你装作听不见。这些东西加起来，真的值得吗？”
那天小颖哭了很久。她没说“我退出”，也没说“我继续”，只是哭。与此同时，我们安排人让小颖身边一个关系不错的同事“无意间”提了一嘴，说店里最近有人在传她的事，区域经理好像也听到了风声。小颖最怕的就是这个——工作是她在这座城市唯一的根，根要是断了，她什么都不是。
第十一天晚上，小颖给张先生发了一条消息，只有五个字：“我们算了吧。”第二天她递了辞职信，买了回绵阳的车票。走之前，她给阿静发了一条微信：“姐，谢谢你没骂我。”刘女士后来给我们打电话，说张先生那天晚上回家了，坐在沙发上愣了很久，最后说了一句“对不起”。刘女士在电话那头哭了，说这三个月她第一次觉得，这个家可能还有救。老赵在返程飞机上说了一句话，我记到现在：“不是目的，让她自己想明白才是。我们干的活，说白了就是递一面镜子。”
